I. 出發前，讓我們坐下，看一看月球的背面

訪問鄭宜農的那天，是五月一個異常悶熱的週五午後。

聖嬰現象，地球在發燒，生命在蒸騰，連藏匿在心裡的喃喃自語也開始黏膩出汗的日子——想起不過在幾天前，2026 年第 37 屆金曲獎公布了入圍名單，看見鄭宜農與專輯《圓缺》雙雙入圍最佳台語女歌手獎與最佳台語專輯獎——我在思緒的熱氣中問宜農，再度入圍金曲獎是什麼樣的感覺？

她笑了笑：「很感謝，就是平常心。」

聲音很清脆，那就是我面對宜農的初印象：一個安靜、沉穩，對待每件事情都很認真，且光是聽她說話，彷彿就能消解一些台北暑氣的女子。

鄭宜農的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提到鄭宜農的名字，對許多人來說或許並不陌生。出道多年以來，她的名字出現在各個戲劇、音樂、文學等藝文場域，如一道面向眾生的記憶符碼，吸引著人們向她前去。

多數時候，我們看著她站在舞台前拿起麥克風歌唱，聽她用歌聲說話，說一些從來沒有變成大人的事，一些彼此在桌子底下悄悄牽起手的時刻。這感覺就像是，儘管你只是無名小卒，但只要和她一起披上簡單從容的服裝就足以閃閃發光；又或者是，在人生起伏的浪濤中，發現眼前有一座小島的瞬間：你鬆了一口氣，知道此時此刻你是安全的。

還記得第一次聽鄭宜農的音樂，是在學生時期某個夜晚的隨機播放。我先是聽見細膩、和煦的鋼琴，然後是一個女聲唱道：「就算我放棄了世界 請你別放棄我／就像我始終願意 靜靜聽你說／聽你走路的聲音 聽你的靜默／聽你打開一扇門 讓回憶流過」。

溫婉地，我獨自一人在萬籟俱寂的深夜，聽她說起一個悲傷中仍有曙光的時刻，是我們在黑暗中相互理解，用手心的溫度，融化、彌合彼此心中的洞。

〈就算我放棄了世界〉，但我沒有被愛遺棄——就是鄭宜農的聲音最初給我的感覺。

從她開始推出個人作品至今，《海王星》 (2011) 、《PLUTO》 (2017) 、《給天王星》 (2019) 、《水逆》 (2022) 到去年的《圓缺》，她一直在堆疊名為鄭宜農的獨立宇宙。一張一世界，她誠實地攤開心裡的某一部分，呈現給世界上的人看她的語言，與她看世界的方式。她踏著創作者獨特的步伐，一路書寫，歌唱，把生而為人最想說的、脆弱的情緒編織成音樂的語言，搭建一座房間，邀請所有人都能進去坐一坐。

她創造一個能夠與觀眾歌迷平等交流的音樂空間，帶著期許身邊的人皆能幸福快樂的想望，攜手前往更遠的地方。

翻滾一圈，書寫台語，直到抵達未曾去過的地方

近幾年，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發現，宜農的形象正在轉變。

而這個「轉」，指涉了各個層面意義上的轉變，像是音樂風格，整體形象給人的感受，甚至語言的使用。

《圓缺》作為鄭宜農第二張全台語專輯，比起她在前作《水逆》書寫台語與華語間轉換的痛感，相較來說已和緩許多。當時，為了能夠完全符合台語的語境與使用習慣，她學著丟棄很多華語的辭藻包裝，重新學著用另一個語言說話，漸漸地，「台語」才在唇齒間留下語感的形狀，成為她身體的一部分。

她學著在兩種語言間流動，面對華語裡迂迴的、修飾的、曖昧的語境，她必須學會取捨，才能前進。

「我在思考和消化的事情是，這個語言正在逼我變成一個直接講話的人。很多華語獨有的東西，在這裡是行不通的，」她說，「比如『濫觴』這個字，或是〈人生很難〉的歌詞『我攀我攀我攀 我丟棄所有裝載驕傲的行囊』，台語並不會有這樣的文字使用方式⋯⋯很多時候，華語裡面複雜的文學意境，不一定那麼適合直接轉成台語。所以我必須要和它拉扯，要轉彎。」

有一段時間，鄭宜農覺得如果要書寫台語，又要讓大家能夠聽懂，她必須要變得很直白。但最近的她突然意識到，其實自己根本有一點誤會：一首能完美傳達歌曲情感的詞，是可以沒有複雜意境的。不用把自己綁住。

「你仔細看〈就算我放棄了世界〉的歌詞，會發現整首歌的用詞非常簡單，但同時它也是完全可以被翻成台語歌的——當我意識到這件事的時候，我有一種自由的感覺。」她說起近期的體悟，並拿《圓缺》裡面的單曲〈牽我〉比較：「這兩首相同的創作邏輯使我發現，原來可以只用很簡單的歌詞挖出很深刻的情感。」

意識到這點的宜農像是替自己開啟了一扇大門，她轉進去，走入原本未知的空白，發現那裡是一片綠意盎然的廣袤疆域。

台語的創作空間從此以後變得很寬敞，宜農發現自己究竟是打破了一些什麼，而那個東西讓她跨出很大的一步。書寫這個語言不再只是一種轉譯，而是找回屬於台語的氣味（khì-bī），使她能說出想說的話，唱出〈一寡時間〉裡的理解與信任，〈寬寬仔來到祢的面前〉的神性，與〈講袂出嘴的彼個字〉的本土性。

台語的潛能是：它可以很「酷」

唱著唱著，宜農發現台語在現今台灣社會中擁有更大的潛能。但她也明白，自己在台語創作的歷史重量不比台語文史保存者重，前者的出現甚至很多時候皆出自創作者的私心，那麼她的創作定位究竟應該要放置於何處？

想了很久，她知道自己在台語創作領域裡能做的，就是專心當一個創作者，而創作，是開創可能性，是找到更多不一樣的方式，來說那些需要被說出來的故事。

作為一個創作歌手，她專注於挖掘台語本身帶有的氣質與美感，在世代轉換中成為流行的可能，當然，也嘗試在美感、流行創作與台語本身帶有的土地記憶之間，抓取一個平衡。

「〈留佇咱的血內底〉的 MV 我們決定在 2025 年 2 月 28 日發表，當然是非常有意識的。」她回憶，「第一點是我覺得近幾年討論這件事是有效並且重要的同時我知道這首歌有流行的潛力，那我用一首流行的歌來講這麼硬的題目，你不覺得很酷嗎？」

這個「酷」，推動鄭宜農在歌唱之餘，更深掘這個嚴肅的主題。但她也知道，做法越「酷」，她的姿態就要越「軟」，創作狀態的平衡在於，兩者之間要保留夠大的空間，人們才願意走進來聽你說話。

「我希望就算是吵架，我們吵的還是有意義的架。」說到底，創作者的責任並不是自顧自地說話、歌唱，說出口的話要能與世界發生關係，才是一個創作能做到最大的事。

人與人之間可以是溫暖，也可以是水從頭上淋下來

不過，這也是宜農的創作命題：在人與人有了關係後，好像有了化學效應一般，產生許多有意義的交流，雙向的愛，但也產生令人費解的情緒黑洞——面對龐大的黑暗，宜農停下腳步，她很想知道，這個黑暗面到底是從何而來？它又將向何處去？

鄭宜農以納粹來比喻這樣的黑暗。一場造就一千多萬人的種族滅絕，追本溯源，很有可能只是來自於一個人（希特勒）心裡的洞。這個「洞」是孤獨嗎？是創傷嗎？是為什麼會導致一個人與其他人產生交流後，變得如此暴力到殘忍的地步？

「對啊，為什麼呢？就算這個問題在歷史上一直都沒有辦法被解決，但我想這就是我想知道的事吧。」高尚與暴力，善良與邪惡，單純與污穢——這兩個極端往往僅是一線之隔，鄭宜農退得更後面看，發現那一條線其實是一道深深的傷。

這就是傷痕吧？那有辦法透過創作撫平它嗎？

在思考納粹之前，宜農回憶起國中時期，她是那個上廁所會被別人用水從頭上淋下來的學生。那時候，比起受傷，更多的是困惑與不解。

「我好奇我觸犯了這個群體什麼事情？雖然他們在我的世界裡做了很壞的事，可是他們真的是壞人嗎？我想不是，但我就想知道為什麼。」

語言暴力，肢體暴力，網路暴力，戰爭暴力⋯⋯可是在群體之間明明也會創造很多充滿美妙火花、溫暖的小小時刻，沒有非要暴力不可，暴力只是其中一個面向。在思考暴力之前，鄭宜農認為應該要先意識到群體的存在，後者的多面性才是她的創作命題，同時亦是她最感興趣，也最想知道的部分。

正是這樣：見證暴力也好，在傷痕中感到困惑也好，或是看見彼此之間揚起小小的火花也罷，她的創作目的是希望能夠點出這些情感，解決一些人們生命中孤獨的成分，道出生命有愛，碰觸聽眾的心，從而幫助到更多人。

如〈牽我〉緩緩道出一段願意傾聽、陪伴的感情：「我會牽你 共你牽予牢／聽你講話聽你最近 特別愛聽的歌／做你的良知 做你的燈塔／予你這個世界上 上固執的陪伴」。宜農唱出一個溫暖的擁抱，邪惡以外的良知，期望能作為一股力量，成為讓人前進的勇氣。

「就算很辛苦，但我們還是一直很努力地在愛，在感覺這個世界。我希望事情能變好，也希望身邊的人都能幸福。」

因此，當我問她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時，她不猶豫地說：「應該是，一個能夠幫助到其他人的人吧。」

II. 回家前，讓我們一路上邊走邊聽，邊走邊書寫

2026 年 2 月，鄭宜農的邊走邊聽有限公司與獨立出版聯盟合作，推出由藝人李瀧書寫的散文作品集《我是這樣走到這裡》。這是一本直視生命的創傷經驗書寫，藉由李瀧尖銳、私密的文字包裹原生家庭的傷，向死而生的創作集。

而出版這本書的過程，也是鄭宜農第一次體驗出版業。

「雖然之前出過書，但我直到親身經歷後才清楚明白，出版業的利潤有多低。」她笑說，「但是用創作者的角度去想出版的話，過程其實很有趣。」

創作與出版其實距離沒有很遠。鄭宜農細分出版一本書的流程，校稿、編輯、文案、行銷、發行，看似繁瑣，但她發現若是以過往創作的思維去做，就不會如此陌生。或許是自己也習慣以文字溝通的關係，宜農與我們分享：「在出版流程的所有工作中，我最喜歡的是寫文案。」

因為發自內心的喜歡，面對大量的文案需求，她甘之如飴，在忙碌之餘也能享受其中。

除了文字以外，出版書籍亦有很繁瑣的事務，使宜農將書寫的觸角伸向更廣的地方：「我在出版過程中的角色像是，書的內容我會先看過，節錄一些我認為很棒的文字給同事，作為文案的參考等等，我還幫忙做了影片，大家看到成果都很開心。」她說，「我做了小編的工作，基於我對文字的敏銳度。」

因為喜歡書寫而依賴文字媒介，鄭宜農的文字敏銳度不是近期的事，而是將近 20 年的創作時光中，逐漸打磨出來的。這些年間，小至歌詞，大致藝人文案，她都自己來。她也向我們分享，有時要用第三人稱吹捧自己的時候，她真的會忍不住笑出來。

不過，這麼多年下來，她依舊喜愛文字的表達，在文字創造的空間裡，她可以在此安身。「還記得寫《圓缺》的專輯概念文案時，寫了 7、8000 字，真的很瘋。但寫字是我的習慣，我在交通時間也會帶著電腦打字，我覺得比起享受，更像是我需要它。」

異化鄭宜農，做自己的獸

因為熱愛工作，鄭宜農的創作觸角在近幾年更加廣泛地接觸各式各樣的事物。儘管事業愈來愈忙碌與繁雜，鄭宜農的創作初衷仍沒有改變，不過，確實需要仔細想好每一步該怎麼走。

長年演歌雙棲的鄭宜農，在 2023 年創立邊走邊聽有限公司，專注於音樂製作、藝人經紀規劃、出版品企劃與各式音樂事業延伸的內容發展。宜農當起自己的老闆後，事業走向人生下個階段，顧慮的事情變多了，「鄭宜農」成為一個符號與品牌，而不是單純地做自己。她發現創作以外的事，是非常需要精打細算的。

例如，如果創作是因為有話想說，那麼應該要用什麼方式說？專輯封面的「我」到底應該要以什麼形象出現？不用說還有作品的娛樂性和美感元素，她全部都要想清楚。

她把自己的一部分交出去，為作品建立身形、雕刻相貌。因此，一開始，宜農其實沒有在想「我」應該要是如何——如果將創作內容視為第一順位，那麼她需要為自己的創作找一個可以與外界溝通的媒介，打磨了一個「鄭宜農」的形象，正是為了這個目的。

要對創作本身的有趣負責，因此，面對「鄭宜農」這個形象，她必須謹慎以待。

「大至我今天要參與什麼樣的活動，小至我的姿態、我的穿衣打扮、我的妝髮、我的味道、我說的內容，每一件事都需要想得很清楚，還要有很多層的討論，才會是我現在的樣子。」她細數每一件她出門在外的注意事項，「那些東西和我的呼吸、我的身體不一定有關聯，但這一切其實沒有好壞，只是你在做這些事的時候，你需要非常品牌化地思考，我也是後來才意識到我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異化。」

把「我」和「我的形象」分開，這個習慣已行之有年，甚至可以追溯回宜農早期的音樂創作：以前，她很少使用「我」這個字，而是「你」，或只是單純地用歌詞講述一件事。

要到很後來，她才意識到，原來「我」其實一直都存在在鄭宜農的形象裡面。

然後她開始思考，要怎麼處理「我」呢？

「我也還在消化關於『我』與『我的形象』這件事，但如果有人問我是不是偶包很重，我會說對。」她笑說，「不過因為這件事情已經做了那麼久，大家也很習慣我以這個狀態出現，我後來才意識到我幹了什麼好事。」

因此，在面對《圓缺》的形象轉變時，她想了三年。過往，許多聽眾對於鄭宜農的印象是個溫柔的人，但她要告訴大家的是，她不只是一個溫柔的人，同時也是犀利的人，這些年的構思，最終生出來一張電氣感的全台語專輯，她自己也很是驚喜。她想，她應該是做到了。

「但要說《圓缺》是新的『鄭宜農』嗎？倒也不是，比較像是我其中一個面向。其實有很多題目一直都存在在我的生命裡，而我現階段終於知道要怎麼寫這些平常沒有拿出來的，眾人眼中的反面了。」